用二十余年时间,任正非将自己在华为的持股权
稀释到只剩下1.42%,成就了一家
制造“中产阶层”的伟大商业机构
——华为员工通过工会持有公司98.58%的股权。
2010年的两个榜单让我再度关注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(下文称:华为):在财富全球500强榜单上,华为以218亿美元销售收入位列第397名,成为内地唯一入围的民企;另一张榜单则是福布斯富豪榜,在这张榜单上,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排名全球第1056位,中国排名第92位,身价仅为11亿美元。这位中国最卓越的企业创始人,并没有进入中国第一梯队的富豪俱乐部。
近年来,外界对华为的疑问集中于两点:一是华为的接班人问题,二是华为的透明化问题,例如华为为何不上市。关于任正非的接班人问题,在任正非步入花甲之年后开始愈发为外界所关注,8年来从未间断。而这家公司何时方能上市,局外人似乎比任正非显得更为心切,一些投资机构甚至预估华为的市值至少在1000亿美元。
华为的公开信息十分有限,任正非从来不接受外界访谈。但当我重新展开华为2009年年报时,我发现上述两个问题的谜底其实有迹可循。这份年报至少有两点值得关注:一是该财年华为实现销售收入218亿美元,超越诺基亚-西门子、阿尔卡特-朗讯两大巨头,跃居为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商;二是华为首次公布其股权结构,华为员工通过工会持股其98.58%股权,任正非个人持股1.42%。
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数据,这家销售收入居中国民营企业之首的公司 ,其创始人持股比例如此微乎其微,堪称中国民企创始人低持股之最。这是华为与中国95%的企业截然不同之处,任正非没有将自己变成中国最显赫的富人,《福布斯》甚至解释说,他只是因为华为业绩飞涨,才在2011年首次入围《福布斯》富豪榜 ,但他打造了一家世界级的企业,即便在欧美市场,通信设备制造业都可视为主流市场、主流行业,在这个完全以技术取胜的领域,华为排名全球第二;与此同时,他为中国培养了一批“中产阶层员工”,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华为是中国企业的“全员中产阶层”典范。
回答以上那些问题的逻辑恰恰在这里。
研发入口即“地狱入口”
1988年任正非在深圳创建华为,创建之初便明确“技术自立是根本”。在《华为的世界》一书中,作者这样形容任正非对技术的偏执,“任正非从一开始对研发投入的认识不是一种锦上添花的长远眼光,而是基于一种背水一战的拼命决心。”有很多细节都透露着任正非异于常人的技术“偏执”:在深圳龙岗区的华为基地,每条路都以中外著名科学家的名字命名;创业十年之后,访问贝尔实验室时,任正非说:“我年轻时就十分崇拜贝尔实验室,仰慕之情超越爱情。”研发与风险紧密相连,任正非常常对研发人员讲,科学的入口处就是地狱的入口处,华为必须拿出巨大的勇气,甚至在失败后用下地狱的风险来提升研发水平。
这种“下地狱”式的决心对华为持久的、孤注一掷式的研发投资计划影响显著:1993年,华为将创业5年积累的资金全部投入C&C08数字程控交换机研发上。在交换机取得优势后,华为又将积累的资金主要投入到以SDH技术为核心的光网络传输产品。此后从CT2、ETS等第一代模拟技术,第二代GSM,到3G、LTE等技术,华为始终不惜重金投入攻关技术,以至于业界有这样的说法,华为今天的技术成就是任正非咬紧牙关依靠巨大投入砸出来的。
从1993年起,华为在技术研发上的投入每年都保持在销售收入的10%以上,2002年华为在研发上的投入突破了30亿,2009年华为的研发费用更高达133亿人民币,接近华为当年的净利润183亿人民币。就在全球市场最不景气的这一年,华为的研发费用竟然同比增长了27.4% 。
这种不惜血本的投入一方面由任正非的决心和视野决定,另一方面也与其所处行业的特性,以及对手的量级相关。华为所在的电信设备行业,正处于全球高速发展期,通信设备制造业多年来拥有较高的利润率。在电信设备行业,技术能力直接决定了竞争优势,逐步拥有优势竞争地位的华为,多年来将其综合毛利率维持在55%,这是国内多数产业龙头企业基本难以企及的。此外,不可忽视的是任正非的对手们――当国内企业惊叹于华为对研发的投入时,紧盯着国际竞争对手的任正非测量的却是另外一种距离:爱立信每年的研发费用不低于全球销售收入的15%,2009年阿尔卡特-朗讯研发投入占销售额16.67%,2008年诺基亚-西门子的研发投入占销售额20.5% 。
要击败竞争对手,或者即使只是与这些竞争对手比肩而立,华为并没有其他选择。
“知识资本化”与“利益共同体”
“技术自立”可以视为华为之魂。而任何一家公司要实现技术自立,其前提是拥有一批世界级的工程师;重金投入研发,技术成败的关键在于人。如何保持这些员工旺盛的创造力,如何维系他们对企业的向心力,如何保持他们的稳定性,这是任正非一直在思考,并需要不断提供解决方案的问题。拥有、留住并激发这些工程师的智慧,可以解释华为日后发展中所采取的一切举措。
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,任正非即提出了“利益共同体”与“知识资本化”概念,并在1998年写入了《华为基本法》,这恐怕是硅谷文化精髓在中国最早的翻版。《华为基本法》是“华为工程师文化”的核心,被奉为华为内部一切行动的指导。在《华为基本法》中,任正非明确表示,“劳动、知识、企业家和资本创造了公司的全部价值”,基本法中有这样的表述,“人力资本增值的目标优先于财务资本增值的目标”。对于华为的核心价值观,任正非这样写道,“在电子信息领域实现顾客的梦想,并依靠点点滴滴、锲而不舍的艰苦追求,使我们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”。
世界级企业往往是标准的制定者,在通信设备领域成就一家世界级企业,技术自立是无法绕开的道路,而没有人才就没有开路者。任正非深知,他必须用“非常手段”去更持久地激发华为人的创造力,他必须让每一个人真正成为企业的推动者。这是任正非在上世纪90年代即开始推行“员工持股制度”的根源所在。在《华为的世界》一书中,有如下描述,当时的《股权管理规定》明确,参股价格为每股10元,以税后利润的15%作为股权分红。
华为员工持股制度的诞生有其浓厚的历史背景。华为成立之初,作为民营企业融资相当困难,通过员工持股进行内部集资能够解决企业发展的资金问题。之后,随着公司效益的提升和融资问题的逐步解决,任正非将员工持股制度演变成为华为的奖励分配制度,它与工资、奖金包括安全退休金等福利一起构成华为的薪酬激励体系。截至2009年底,华为员工持股参与人数高达61457人,占其员工总数的64.69%,员工通过工会共计持有华为98.58%股权 。
股权分红使华为员工的收入在行业中遥遥领先。华为员工每年都能从公司利润中获得高额分红:从1994年开始,华为销售额高速增长,员工每年的股权投资回报率最高时达到100%,在发展速度放缓的2002年,其员工投资回报率仍然在20%左右。据《华为的世界》一书透露,对于一名1995年之前进入华为的总监级管理者而言,2001年前后,他的累计股权会超过100万股,如果按照80%的分红比例计算,他在2001年一年的个人分红收入约80万。
2011年2月,华为在内部宣布,2010年虚拟受限股每股分红预计人民币2.98元,相比2009年接近翻番,很多资深员工将拿到一个空前的大红包。据说,一些员工已经摩拳擦掌准备用分红的钱去购买奔驰或者宝马了。在过去的上半年里,华为对4万多名基层员工平均加薪11.4%,下半年还将对其余员工的薪酬进行调整,预计涨幅为5%~10%。
伴随高收入的是华为最为外界所诟病的“狼性文化”,当我们将关注员工幸福指数这样的主题投向华为时,似乎乏善可陈。在竞争极为激烈的电信设备制造领域,面对西门子、思科、阿尔卡特等500强量级的竞争对手,华为的选择十分有限。但洞悉人性的任正非深知梦想与财富的感召力,这两者恰恰是通往幸福的通道。据华为一位前高管的研究,华为在选人方面有一项约定俗成的原则,即“寒门出身、心怀梦想、团队精神”,华为强调“胜则举杯相庆,败则拼死相救”,这些特质决定了华为人承受压力的韧性。
对于那些最符合华为精神的员工来说,高收入是华为兑现梦想、保持竞争力的最直接的方式。据一位华为内部人士透露,华为基层员工平均年收入为16万,全员占比约88%;四级经理年薪50万;3级主管年薪100万;二级总监年薪350万;一级总裁约为1500万。华为二级总监的年薪甚至比一些上市公司CEO职位更为可观。华为方面拒绝对这些数据进行评价,但一些离职人员和竞争对手对此却颇为认同。
参照目前公布的用以界定中国中产阶层的任何一种标准,单从财富下限来衡量,无疑华为早已成为全员中产阶层的公司。不仅如此,华为还创造了一批堪称富豪级别的员工和管理层:按照以上数据,其百万富翁人数至少在7200位以上。这些尚不包括约占华为员工总数88%的基层员工中的百万富翁人群——在华为工作超过5年,这将是按部就班达到的财富目标 。
之所以在不需要通过员工集资来解决华为融资的困境后,仍然推行全员持股计划,这根源于任正非所倡导的“利益共同体”和“知识资本化”两大理念。任正非强调,一定要将知识劳动与一般劳动区别开,知识劳动是企业价值创造的源泉之一。正是因为珍视员工的知识劳动,以员工持股的方式将知识资本转化为企业的财务资本,使员工拥有一定的剩余价值索取权,华为具备了其他企业难以望其项背的向心力和竞争力。
世界级企业
那么,这些拥有世界级收入的员工为华为带来了什么?
华为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在全球主流产业、主流市场进行竞争,面对最强劲的世界级公司,能够拥有最强的技术创新能力、最强的竞争能力的企业。华为成为中国大陆唯一一家进入世界500强的民营企业;2009年华为更以销售收入218亿美元,一举超越诺基亚-西门子、阿尔卡特-朗讯两大巨头,跃居全球设备商老二之位。2009年华为在全球市场份额高达14.1%,较2007年翻了一倍。华为的胜出不再是靠价格,一位欧洲运营商表示,“华为胜在爱立信与诺基亚-西门子引以为荣的技术方面,从根本上说爱立信与诺基亚-西门子的失败只是缘于他们‘技不如人’”。
这一切距离华为创建不过23年。1998年,在创建华为十年后,任正非向他的高管团队宣称,“华为的追求是在电子信息领域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”。忆及当年这一场景,华为市场策划部总监江龙回忆说:“所有人都被这一目标震惊了,很多人当时都在想,我们这么小的公司怎么可能成为世界级的领先公司?”这并非任正非第一次提出“世界级企业”的目标。1998年初,在一次员工大会上,任正非说,如果华为保持每年翻番增长,8年之后就有可能赶上IBM;事实上,早在1994年任正非就曾口出惊人之语,“10年之后,电信设备市场将三分天下,西门子、阿尔卡特和华为” 。十几年后,当年的那些“诳语”竟然一一实现。华为的蝶变再一次证明:理想主义以及惊人的远见是那些伟大创始人的共同特征。
但与这一切成就并肩到来的,是任正非个人对华为持股权的大幅降低,以至于低到不足2%。这不仅在股权较为集中的传统企业中极为罕见,即使是在倡导大面积持股的新兴互联网产业也绝无仅有。即使与同时期的腾讯、百度、巨人、盛大、网易等一大批硅谷模式,倡导管理层甚至全员持股的公司相比,任正非持股比例之低也实属罕见。这也是外界猜测华为在上市问题上始终犹豫的原因之一,试想,一家创始人持股不足2%的公司,一旦上市,其控制权及发展将面临怎样的险境?而对于一个肯将自己个人股权对员工开放到只剩下1.42%的创始人来说,将由“家族成员来接班的说法”似乎不值一驳,家族传承的根本是股权,一个没有股权的二代又如何接得了创始人的班?
对于每一个试图或正在构建世界级企业的创始人来说,他注定是孤独的。因为人们难以看到他们俯视的世界,因此也无法洞悉他们的逻辑,在很多常人眼中,他们的远见常常被解读为“初生牛犊”或“口出狂言”。但支撑他们将“狂言”变为“现实”的是他们创建的令世人尊敬并效仿的企业价值观,那些独特的价值观推动企业在岁月长河中越行越远。 |